刘大成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交通、快递等物流业的影响首当其冲。但是疫情防控之后的物资、医疗等保障以及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等主要依赖的是交通物流。因此，各地区疫情逐渐受控后，恢复交通物流是实现稳定发展，畅通经济循环，满足民生需要的必要一环。

增设街区分拣 提效快递“最后一公里”

虽然小区内的智能共享快递柜实现了无接触物流，但是在疫情期间小区不允许快递员进出，采取快递员在小区外“摆摊式”地送快递，快递柜基本上被舍弃闲置。刘大成认为，“摆摊式”的做法从寄递效率和隔离效果上并不理想，甚至还产生了更多的接触。“快递员进小区使用共享的快递柜产生的疫情风险要远小于小区业主出来取东西的风险。同时，也减少了小区志愿者和社区管理者的负担”。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打破乡村、社区“最后一公里”通行和投递障碍，将智能投递设施等纳入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刘大成分析认为，无人化和自动化等智能投递能够使快递送达“最后一公里”的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这不仅是疫情期间需要鼓励和发展的，而且疫情过后也应形成体系，以此降低支线物流和毛细物流的成本。

“当前，无论是干线物流还是城区内的支线物流，尤其是小区的毛细物流，在实际的管控中仍待加强。”刘大成说，从长远来看，需要构建一个系统而有效的“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物流”和“无接触供应链”体系，以减少物流与供应链各环节交互人员的接触次数、接触时间和接触范围。

与此同时，从快递物流成本来分析，干线物流相对成本较低，但是从干线物流（城市货运站）到社区快递柜之间缺少街区自动分拣缓冲站。这导致快递“最后一公里”的实际效率并不高。在刘大成看来，如果先通过街区自动缓冲站分拣，再由无人车或配送车进行配送，容易形成高效、低成本的无接触支线物流。

政策协同为物流企业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如何解决防疫隔离和恢复交通物流确保复工复产这个“两难”问题，刘大成认为，这要把握好通与止的“度”，针对不同地区的疫情情况，采取应急物流供应链、平时物流供应链的双供应链融合措施，同时，在政府管理层面和企业自身发展层面都应该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

首先，在政府管理方面，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由于政策的不一致性，各地区层层加码的“土政策”，导致各个社区、各个小区、各级职能管理部门的政策之间相互冲突。刘大成认为，这对于非头部的网络化物流企业复工充满挑战。

其次，从物流企业层面而言，受疫情影响，大部分中小微物流企业由于规模化不足、复工尚未复产等情况导致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另外，疫情特殊时期的企业员工本身因疫情侵害风险以及隔离政策导致工作意愿度不高，企业防护用具以及装备不全，且交通约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企业复工。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供应链作为产业链生态的一环，上下游供应链的复工情况以及供需信息的可靠程度同样导致物流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增加。

为改善以上情况，刘大成认为，一方面，最核心的解决办法是从制度层面实施上级约束下级，从交通管理和政策的一致性上着手，让各地区、各部门明白主体目标，而不是把主体目标自行分解成各个不一致性的子目标，致使各地区因目标的不一致性导致管理冲突，进而影响交通物流等企业的业务在全国开展。

另一方面，物流企业应和上下游的制造业企业、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等形成命运共同体，长期协作合同有利于企业相互之间的信息共享，减少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不确定性。而通过商业化市场化的大数据云服务来为物流企业提供服务同样有助于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供应链金融 润泽中小微物流企业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推动交通运输、快递等物流业加快复工复产，提出了分区分级精准有序引导相关企业复工，取消不合理复工审批；阶段性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鼓励保险公司延长保险期限、续保费用抵扣等措施。刘大成表示，这些举措对头部企业助力较大，但对贴近实际需求的广大小微物流企业效果甚微。主要是因为长期受融资难困扰的广大中小微物流企业“小而散”、行业集中度低，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话语权不足。

“现金流问题是物流企业面临的生死题。”刘大成分析，为解决许多宏观的政策红利很难惠及中小微物流企业的难题，建议发展基于实际运营发生或经营合同的供应链金融，即围绕核心企业覆盖整个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把在供应链非核心企业地位的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转为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征信体系，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解决中小微企业在经营中的动态融资问题，让中小微物流企业顺利完成经营活动，从而获益。

“通过供应链金融支持中小微物流企业，这样既为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提供安全通道，服务实体经济，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成本低、高效快捷的金融服务，同时有效防范供应链金融风险。这是真正的可行之路。”刘大成说。